读《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有感
2019-09-13 05:56 来源:

毛泽东在谈及邓宝珊时,也是对他赞美有加,认为:“邓先生西北人望,调护国共关系,出力甚多”。

邓宝珊在八年抗战中,之所以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和压力,与中共边区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并且也确实以明暗两种形式支持和保卫了边区政府,这应当是他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深明大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深知唯有精诚团结才是战胜日寇之法宝的觉悟使然。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邓宝珊既要扼守北线,阻击日寇,又要协调各军,安抚地方,他深知孰重孰轻,不做被人利用的工具,更不当反共的顽固派,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判断和主张,加上他敢做敢为的个性,因而才有了他对边区的“为德之大”。

以往大多数人谈及邓将军的历史功绩,都知道他是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书中记述,当傅作义将军踌躇犹豫,举棋不定时,邓宝珊等人以其影响力和制约力,促其下定最后决心,他作为双方都能信任的合适人选,不仅疏通了与中共之间的正式联系,同时也作为傅作义部的全权代表出面与解放军谈判并最终签字。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发给林彪等人的电文中也说:“傅(作义)之灵魂是邓宝珊。”北平《新民报》也称邓宝珊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

但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笔者也感惊叹,我们过去对于邓将军的了解,还是有些肤浅了。邓将军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贡献,远不止这一点。

从抗战初期开始,邓宝珊就始终保持着与中共边区的友军关系和友好势态,并与中共高层往来甚密。对于这段历史,许多读者也许会说,书中记载,邓将军早年就与共产党高层领导接触往来,同情和认同共产党人的主张,故而会主动支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

几年前,在宋平同志的提议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持编写了《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一书,在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全书由专业史学研究者执笔,并由多位专家学者审阅把关,以纪实手法,主要记述抗战中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驻守榆林时期与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及其历史贡献,真实地展现了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域内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抗日合作、友好往来以及个别摩擦。全书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事件和人物等,给读者提供了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一派团结民主,艰苦奋斗和官兵一致,军民融洽的景象,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虚怀若谷,敬贤如宾的雍容大志。同时也再现了邓宝珊将军深明大义,敢于担当,指挥若定,协调各方的优秀才干和品格。读来饶有趣味,启迪甚多,常会使人掩卷沉思,浮想联翩。这不仅是一本很好的中共党史辅助读本,同时也是对陕甘宁边区史的补充。该书对于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大有裨益。

从全书来看,笔者认为,邓将军虽然早年就是孙中山理想和信念的追随者,在抗战前也曾同情共产党人革命,并与之暗中有所交往。但是,作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驻守北线重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的邓宝珊不可能具有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更不可能预见到共产党会在十多年之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等人在多次处理国共军队的小规模军事冲突中,既做到知己知彼,又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邓将军则以大将风度,维护大局,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坦然处之,与中共方面默契配合,使多次冲突都得以及时化解,没有酿成大祸。应当说,这是双方的高层都具有战略家的远大目光和政治胸怀的结果。也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实践的成功典范。

书中还记述了邓宝珊将军驻守榆林期间,为着长期抗战的需要,执行国民政府的指示,积极促成和主导了著名的“成陵西迁”,以及妥善处理了涉及民族问题的“伊盟事变”等,这些都反映出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才干。总之,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作者车安宁,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甘肃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我们假设,当时如果是另一位国民党将领驻守榆林,那么,延安还是那个延安,榆林还是那个榆林,但是两者的关系会如何相处就很难说了。

正是由于有过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使邓宝珊将军对国共两党及中国的前途命运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从而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和“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和第一任甘肃省省长。

榆林和延安都在陕北,近在咫尺,当时面对共同的敌人,唇齿相依。但是两者的关系也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十分微妙。为共同抗击日伪侵犯,双方政治上互相尊重,军事上互相配合,经济上互通有无,一直保持不偏不倚,睦邻友好的关系。

当然,作为中共一方的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也以自己的诚意和对时局的精准判断,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打动着邓宝珊的心扉。书中记载,毛泽东在处理与邓宝珊驻军的关系上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统战艺术,邓宝珊刚到榆林,毛泽东专此致电欢迎,并表示出与之合作的诚意及具体的联络方式。中共方面还主动提出双方可互设联络处,并派习仲勋等与邓部接洽。毛泽东与邓宝珊的第一次会面,也是一见如故,阔论天下,谈话十分投机。

笔者从书中感悟到,虽然邓宝珊,包括高双成等国军高级将领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在往来中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友情,他们纵论时局,谈古论今,“和而不同”,成为可以开诚布公,探求真知,相互敬重的“诤友”,这为保障双方良好的政治、军事关系提供了一种基础。但是他们并非只是依靠个人的朋友关系,甚至江湖义气来维系双方的合作。应当说,他们都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气度恢宏的政治家,为着维护抗战大局和民族大义,双方都愿意放下身价敬重对方,促进了解和信任,共同抗日。所以就有了边区政府对榆林贸易通道的保护,有了对榆林粮食的支援;也有了榆林方面对边区的紧缺物资的资助,以及双方民间的商贸往来等。这在抗战时期,无疑是一种明智、有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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